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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近现代书法综论
时间:2021-04-01 来源:编辑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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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湖湘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军事及文化各方面大多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受此影响,湖湘近现代书法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艺术特色。
    湖湘近现代书法的历史时期是指1840年至1949年一百余年,其中包括清末和民国两个阶段。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书法艺术背景
    以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为标志,此前中国社会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主权国家,此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急剧变化,相继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蒋介石国民政府垮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这个时期,学术文化上是西学东渐,一切旧的学术主张和文化观点已经不能完全沉浸于自我陶醉之中,一部分学者力图托古改制,在旧的思想学术中寻求变化;一部分学者力图抛弃旧学,而以西学为救世良方。他们之间不断争执,不断论战,伴随着一百余年的历史发展。
    从书法历史的演进来看,几千年书法遗产积累至厚,各种风格的书法名家和书法作品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传承之人。清末和民国书法的主流是尊碑抑帖,直接和深刻地影响此后书法的发展历程。同时,新材料的出现又给书家学者们开阔了新的视野,这主要指二十世纪初期出土的甲骨文、敦煌写经、西北汉简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金石碑版文字的发现和考释,虽然这个时期要将新材料用于书法艺术的重要参考仍然受到传统的制约,但毕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近现代湖湘的人文蔚起及其重要地位
    近现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卷;近现代以来,湖南人物不断涌现。在鸦片战争前后,有以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贺长龄、两江总督李星沅及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出改革内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领着全国社会思潮。在咸丰、同治之时,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包括罗泽南、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郭嵩焘、李元度、曾纪泽等一大批湘军人物,取得了平定太平天国及挽救垂危的清王朝的盖世武功。“中兴将帅,十九湖湘”,湖湘人物之盛,地位之高,全国无出其右。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湘军人物即是运动的领袖和中坚,在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有其重要作用。在戊戌变法时期,涌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重要核心人物,同时还有一大批维新志士;湖湘是全国维新变法运动中最富有朝气的省份,影响广泛。在辛亥革命前后,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重要首领,包括禹之谟、陈天华、谭人凤、焦达峰、陈作新、刘仁熙、赵恒踢、杨昌济等一大批民主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开内地革命之先声。湖南成为武昌起义的首应省份,并在维护共和与新文化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为代表,湖湘产生了一大批革命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更是湖南所未有,全国所未见。
    刘熙载《艺概》称:“秦碑力劲,汉碑力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由于近现代湖湘人物之盛、地位之高、号召力之强,加以诸多人物善于书法,因此为湖湘书法艺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近现代湖湘经世卫道与融铸创新的文化特质
    书法艺术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它不是孤立的,一时一地的书法艺术与当时当地的文化特质息息相关。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至近现代发展到极至,并取得卓越成就。经世致用又称为通经致用,是通过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研究解读,解决现实社会的系列问题,以达到修齐治平的目的。它与纯粹的钻入故纸堆的考据不同,重在国计民生,经邦济世。近现代湖湘人物对于传统文化大多有卫道的情愫,甚至出现顽固守旧的极端主义,如崔暕与周汉的反洋教运动和叶德辉与王先谦在戊戌变法中的发对新学;但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得湖湘人物迅速猛醒,认识到学习和融铸古今新知,创立新的思想学说,才是最终的经世之道。因此,近现代湖湘人物无论对于传统学问中的儒家、释家、道家、法家、兵家等,还是对于西方学问中的船坚炮利、宪政学说、改良思想和革命思想,都能采取兼学其长的态度;尤其可贵的是,在吸收各家学说之后,有所创新和发展,体现出近现代湖湘文化的独创性。了解和研究这种文化特质,对于从整体上把握近现代湖湘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湖湘近现代书法的主要特点
    湖湘近现代书法受制于中国整个社会的历史现状,同时又有着鲜明的湖湘特点。一方面,湖湘政治的、学术文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是整个中国发展的缩影,离不开五洲四海的风雷激荡和主流影响;另一方面,自近现代以来,湖湘书法艺术家在书法实践和艺术探索中,以深厚的学养,传承中国书法艺术传统,把握时代脉搏,汲古开新,提出了新的书法艺术理论,留下料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作品。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将书法作为明道之工具,治事之利器,怡情之良方。
    曾国藩早年在致刘蓉信中写到:“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道光二十三年)   此处所说之“文”,包括文字与文章两个方面。在文章方面,曾氏为桐城派之别支湘乡派创始人,已成大家。在文字方面,又分为字音、字形、字义;仅就字形即书法之事而言,则曾氏于古今书法之源流了如指掌,甚至以早年书法不如人作为平生三耻之一。
    他在致儿子纪泽的信中说: “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为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且捷生出。”(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曾氏以此谕儿,更以此律己,明乎此,则曾氏一生寿仅六十,而能留下数量大得惊人的手迹,则其得力于此可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书法可以抒胸中之块垒,散郁结之怀抱,起到怡情畅快的效果。曾氏在《日记》中记载着这样的感受:“本日作行书,能摅写胸中跌宕俊伟之气,稍为快意。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于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若存丝毫求知见好之心,则真气渫泄,无足观矣。不特技艺为然,即道德、事功,亦须将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书法之目的为何?在其初固为治事之利器,在其上则为明道之工具,在其终则为怡情之良法,非为炫耀于人,而在自得其乐。
    郭嵩焘精于书法,但反对将书法作为谋利之具;王闿运将遍抄群书作为练习提高书法技艺之法,先实用而后艺术。基于经世致用的思想观点,近现代湖湘书家反对将书法作为纯粹的笔墨游戏。
 
二是工稳而整饬,遒劲而畅达。
    湖湘近现代书法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他们大多为科举正途出身,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书法是传统科场功令之必备条件,再加以多年的笔墨探讨,神明变化,其书法自然不凡。所谓“翰墨之道,通于神明,故必积学累功,心手相忘。当其挥运之际,自有成书于胸中,乃能精神融会,悉寓于书,或迟或速,动合规矩,变化无常,而风韵神超。”(盛熙明《法书考》)
在字形与结构方面,湖湘近现代书法家大多表现出工整、端庄、大方、典雅的特点,十分注意间架,法度谨严。如黄自元楷书十分重视间架,提出《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可谓集古来间架研究之大成。何绍基小楷精到无比,其间架十分有特点。谭延闿、谭泽闿兄弟大字特重间架,森森有不可凌犯之势。曾纪泽楷书极重法度,间架严整。其他如张百熙、赵恒踢等莫不如此。字如其人,字里行间体现出湖湘近现代书法家的正直严肃的人格面貌。
    在用笔方面,湖湘近现代书法家表现出笔力雄浑、遒劲厚实的特点。为求笔画有力,何绍基独创猿背把笔的方法,他曾经自述冬天书写一幅作品也曾汗流浃背,可见此法之难。谭延闿大字书法之力度以雄强著称,早已有力能扛鼎的评价。其他如周介裪、左宗棠等书家也莫不如此。除笔力遒劲之外,还能笔墨潇洒、流利自然,如曾国藩、胡林翼、李元度、徐树钧、张百熙等,都能行云流水,运笔自如。
 
三是兼容并蓄,吸古开新。
    当我们逐一分析评点湖湘近现代书法家作品时,可见内中有风格十分明显的书作,其取法之多方一望而知;也有风格不十分明显之作,但仔细审阅可知,其取法也绝非单一,由此可知,湖湘近现代书法的取法是兼采古今书法名家的。从时代来看,有清代时贤的,有周、秦、汉、魏、两晋、唐、宋、元、明各朝各代的;以书家来看,二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李邕、苏东坡、赵孟頫等书家是其重点学习的范例;从帖学与碑学来看,大都精于帖学,而对于当时兴起的南北书派论,湖湘书家们持兼容的观点,故于碑学亦极力探讨,讲求碑帖融会之道;从书体来看,当时湖湘书家们虽所各有所擅长,但正草隶篆各体俱能者不乏其人。
    清代梁巘《评书帖》称:“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整,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尚慕晋轨。”可知历代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在表现其突出风格的同时,亦表现出随之而生的不足,后代书家们要形成自己的时代笔墨,则融铸改造之功不可少。湖湘近现代书法家正是在取法众长的基础上,上下求索,在笔画、结构、气势、法度及神韵上苦心探求,留下了足以传之后世的众多书法作品,其中如何绍基、曾国藩、谭延闿、曾熙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其典型代表,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近现代湖湘书法的地理分布和家族分布
    湖湘古称四塞之国,西部、南部和东部为高山,北面为长江和洞庭湖。大山林立和江湖险阻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与地理因素相对应,近现代湖湘文化大发展的地区分布,仍是以湖湘中部偏东地区为主。依现在湖南行政区划来分,近现代湖湘书法家主要分布于长沙、湘潭、衡阳、娄底、永州、株洲、益阳、岳阳、郴州等市,而怀化、湘西、邵阳、张家界、常德等市州几乎少有称名于时的书法家,而长沙为书法名家汇聚之区,在本书所选近40余人中占40%;如果以清代行政区划来分,当时长沙府所包括的地区还有湘潭、湘乡、双峰、益阳、安化、湘阴、茶陵等县,这样长沙书法名家占70%。由此可见,长沙不仅是文化兴盛之地,也是书法繁荣和集中之区。
    在家族分布发面,近现代湖湘书法家形成了一些家族集团。如:道州何氏,先后有何凌汉、何绍基、何绍褀、何绍业、何绍京、何维朴等,书家众多,数代有名;茶陵谭氏,谭钟麟、谭延闿、谭泽闿父子书法,堪称大家;长沙徐氏,有徐棻、徐树钧、徐树铭、徐桢立,家学渊源,数代不绝;湘乡(今双峰)曾氏,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兄弟父子,军政之余,雅好书法;益阳胡氏,胡达源、胡林翼父子,政事与书法交相辉映;湘阴左氏,左宗棠、左宗植兄弟,皆为翰墨好手;湘阴郭氏,郭嵩焘、郭崑焘、郭崙焘兄弟,笔墨自是不俗;湘潭杨氏,杨度、杨钧兄弟,书法别具一格;长沙雷氏,雷恺、雷恪、雷悦,时称雷氏三雄;等等。这些书法家族集团,具有家庭的显具地位,良好的文化氛围,坚实的书法素养。他们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规定和促进着近现代湖湘书法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简介:雷树德,湖南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